本届世界杯留给中国队的比赛样本不多，但伊万科维奇在中场位置上的取舍已经能看出一些倾向。他接手后尝试过让吴曦回撤到更靠后的位置接球，也用过徐新加李源一的组合去顶对手的高位逼抢。这两种安排指向不同方向，一种要求中场先稳住出球，另一种要求中场先把对抗和跑动覆盖住。对阵不同对手时该选哪一种，往往在开赛前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把球推进到前场三十米区域。
一、出球压力决定人选
面对日本、韩国这种前场压迫凶狠的对手，中国队中场首先要解决的是把球从后场带出来。吴曦回撤到中卫身前接球，能在第一时间躲开对方前锋的逼抢方向，再用横向转移把球送到边路。这套打法对中卫的出球能力要求高，一旦中卫被逼到边线，回传门将就成了唯一选择。
徐新在这个环节的站位更靠前，他不太习惯回到中卫身边要球。对手一旦封锁中路，徐新需要靠个人带球突破第一道防线，这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身体对抗强的球队时风险很大。因此出球能力偏弱的中场配置，往往会让后场长传比例明显上升，球权丢失得更快。
换个场景，如果对手是泰国、新加坡这类压迫强度一般的球队，中场就可以省去回撤接球这一步。李源一或者王上源直接在中圈附近接球转身，反而能更快把进攻推进到对方半场。这种比赛里配技术型中场比配工兵更划算，因为对手不会用持续逼抢来惩罚你的持球失误。
二、对抗强度左右取舍
对阵伊朗、伊拉克这种擅长身体对抗的球队时，中场的第二落点争夺几乎决定了比赛走势。徐新在这类比赛里的价值是能顶住对方中场前插，用身体卡住位置把球护下来。如果中场全是技术型球员，对方一次冲撞就能把球断走，防线会频繁暴露在反击之下。
李可的身体条件不如徐新，但他的选位更聪明，常常提前站到对方传球线路上完成拦截。这种靠预判完成的防守，比对拼身体更省体力，也更能保证下半场还有跑动能力。因此伊万科维奇如果想让中场撑满九十分钟，就需要在纯对抗和提前预判之间找到比例。
一旦对手换上速度快、变向多的边锋内切，工兵中场的横向移动就跟不上了。这时候技术型中场的协防意识反而更管用，他们能通过封锁内切路线来逼迫对手走外线。所以对抗强度不是选人的唯一依据，对手的进攻方式同样影响中场搭配。
三、进攻串联看跑位习惯
中国队进攻端最缺的是中场能送出穿透性直塞的人。张稀哲在联赛里习惯在肋部接球后直接找前锋反越位，这种传球线路要求他和前锋之间有长期配合。如果中场配置以工兵为主，前场球员就需要更多回撤接应，进攻会变得拖沓，很难在对方防线站好前打出速度。
戴伟浚的特点是拿球后敢于向前带，PG模拟器这能打乱对手中场的防守站位。但他带球时身后需要有人补位，否则一旦被断，对方直接面对的就是中国队中卫。所以用戴伟浚的时候，搭档必须选一个位置感强、愿意留在后面的球员，而不是再配一个同样爱前插的中场。
谢鹏飞的跑动范围大，能从前腰位置回撤到边路接球，这给中场出球提供了额外选项。但他如果和另一名技术型中场同时首发，中国队中路的防守厚度就会下降。因此进攻串联能力的提升，往往要以防守覆盖面积缩小为代价，这个交换在强强对话里通常不划算。
四、比赛阶段改变配比
同一场比赛的不同阶段，中场需要的类型并不一样。上半场体能充沛时，用技术型中场控制节奏、减少无谓丢球，能把比赛拖进对中国队有利的消耗战。到了六十分钟以后，对手压上进攻，这时候换上工兵中场去保护防线身后，比继续控球更实际。
伊万科维奇在换人时经常保留一个中场名额到七十分钟以后，这说明他意识到中场配比要随比分变化。领先时加一名防守型中场，能把阵型从四四二压成四五一，堵住中路空当。落后时则相反，需要撤下一名工兵，换上能传威胁球的人去搏机会。
但这种临场调整对球员的执行力要求很高。工兵中场替补上场后如果习惯性前压，防线前的保护就会形同虚设。因此换人方案能不能生效，不只取决于换谁，还取决于上场球员能不能立刻进入新的职责。
中国队中场的人员储备决定了伊万科维奇很难同时满足出球、对抗和串联三个要求。吴曦的接球能力、徐新的对抗、戴伟浚的向前意识各有侧重，组合在一起时必然要有取舍。面对不同对手调整配比，比固定一套组合更符合现有人员的特点。
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中超联赛里能稳定踢上主力的中场球员本就不多，国家队集训时间又短。伊万科维奇需要在有限的人员里找到两到三套能快速切换的方案，而不是指望某一组中场既能扛住逼抢又能送出直塞。这种现实条件下，配比思路比单个球员的能力更重要。
